具体来看，数字美元与银行美元之间出现价差波动，单一美元记账就无法实现，出现部分数字美元记账、部分银行美元记账的状况。这就形成了“美元二元化”，进而使得支付复杂化。这说明，依托数字资产实现美元数字化，存在“货币二元化”的风险，并不是一条可靠的路线。

有没有绝对稳定的数字美元呢？即1：1的兑换比例，敞口供应的银行头寸。这意味着，以银行货币为基础发行数字美元，实现数字美元对银行美元的等额“挤出”。这种模式类似于中国的支付宝模式。所不同的是，在中国，第三方支付牌照支持银行账户体系之外的网络数字账户体系；在美国，第三方支付牌照只支持类银行账户体系，没有更宽泛的应用范围。

那么，银行牌照本身能否直接支持数字账户？这就涉及银行机构体系的具体状况了。在中国，至少前五大商业银行是按照行政区划设立分支机构，换言之，是全境覆盖的，这就意味着，一家商业银行接入数字支付，其他银行将被迫跟进，这就形成了商业银行体系整体性支持数字支付体系的基本格局。

与中国银行体系不同，美国、日本的银行机构体系并非全境覆盖，一家大型商业银行也不足以支持全境数字支付，需要其他多家商业银行共同加入，以支持全境数字支付。在日本，瑞穗银行启动了数字货币项目，但其数字支付难以获得其他银行的支持，监管部门也不给予其特殊支持，孤掌难鸣之态尽显。由此，美日等国的第三方支付机构或商业银行机构并不能有效地发起或运行数字支付。

那么，能否越过商业银行等机构，由中央银行直接发行与运行数字美元？若此，美联储将直接确立数字账户体系，直接推行数字支付。这意味着中央银行的数字化将增加商业银行功能；也意味着将启动复杂冗长的法律程序，发起艰难的监管协调进程；更为重要的是，这将极大地侵夺商业银行机构体系的既有利益，甚至削弱商业银行体系的支付等既有功能，这些都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谁才是美元数字化的推手

这是一个过于复杂的问题。美元是国际货币，美元数字化的推手既可能来自美国，也可能来自国际；既可能来自监管当局，也可能来自被监管机构；既可能是金融机构，也可能是非金融机构。关键有二：能够建立并运行网络数字美元账户体系；能够有效地获得充沛的银行美元头寸。

能够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就能够推动美元数字化。

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现阶段美元数字化最多只是个“局部”现象，决定其扩张的基本动力是需求，特别是在既有的银行美元体系下无法获得满足而在数字美元条件下或可实现的“需求”。

美元数字化的现实推手，不是技术构想及其开发者，不是有意愿的监管当局，不是利益协调参与者。根本而言，决定美元数字化的基本力量是，现实的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需求”。这就是说，单纯依靠旧需求的数字化替代是不足以驱动美元数字化的，而必须发掘数字经济的新需求来实现。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