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取消司法解释、行政法规对伪造货币罪伪造行为的限制。从行为表征的社会危害性层面看，伪造法定数字货币的行为较伪造纸币的行为对国家主权货币信用及货币体系的破坏性更大，甚至可能造成国家法定数字货币网络系统混乱。对伪造法定数字货币的行为，可以作为现在伪造货币罪的加重情节处理。但需要注意的是，伪造法定数字货币罪的“伪造”行为与擅自发行数字货币罪的加重情节冒用名义发行数字货币的“冒用”行为最大的区别是，“伪造”是以法定数字货币为模板，而“冒用”是仅仅利用货币发行主体名义而不以法定数字货币为模板。相比较，“伪造”是在法定数字货币的基础上，想以假乱真，“冒用”却是以假充真。

再次，对持有、使用假币罪进行修正。私人数字货币出现后，私人数字货币的使用不仅包括作为货币使用，也包括作为金融工具或金融衍生工具使用；同时，行为人持有、使用的私人数字货币并非是伪造法定货币。因此，应从主观方面、定罪量刑情节和罚款数额方面对刑法第172条规定的持有、使用假币罪进行修正。就具体的修正而言，可将该罪修订为：明知是非法定货币而持有、使用，数额较大，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情节特别严重，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50万元以上25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值得说明的是，行为人对单笔或单次对私人数字货币资金金额的转移往往大于普通*****使用量，因为其主要用在跨境汇款、债券类投机等方面，其危害性也更大，所以加上了情节犯，对罚款数额也相应增加。如果行为人使用假币的目的是洗钱、逃税等则直接适用洗钱罪或逃税罪等特别规定。

目前，我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关键时期，也正在试点法定数字货币，因此，考虑对涉私人数字货币相关行为的法律规制问题是十分必要的。然而，从现行刑法层面看，其很难实现对涉私人数字货币犯罪行为的有效规制，必须基于数字货币的特殊性和预防犯罪的视角进行针对性刑事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