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正如亚当·柯蒂斯（Adam Cutis）和其他人所指出的，有时我们告诉自己的故事实际上并不属于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被机构或算法所困，陷入不能改善我们福祉的叙事中，而不是被我们自己集体创造的叙事所赋能。我们必须仔细和有意地选择我们想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叙事，一起把自己从几个世纪以来的集体阴谋中解放出来。在太阳朋克的情境下，我们告诉自己的叙事可以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希望和代理，以建立我们希望看到的未来，探索技术在其中可能发挥的作用，以及集体协同，而不仅仅是作为个人。

　　除了它所描绘的再生世界之外，太阳朋克还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充满希望的谢林点，尤其是对于我们 Web3 的人来说。我们中许多人都在努力想办法摆脱历史权力结构的包袱，或者至少更好地检查历史权力结构，无论这些权力结构是以政府、公司的形式存在，还是其他不太明显的力量，比如经济，它本身就是一个共同的叙事结构；一个集体幻象。现在，我们中的许多人正在独立地做这件事，没有一个统一的愿景或方法。

　　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研究为什么现代民族国家（另一种类型的叙事，只存在了几百年）与传统的本土实践相比，迅速成为政治和社会协调的同义词。其他人可能会在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著作中找到灵感，他认为我们对持续增长和经济优化的追求，而不强调地方或历史背景，造成了功能紊乱的市场社会。我们可以探索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的著作，以便更广泛地了解像大学这样的教育机构（以及像成绩这样的衡量标准）是如何成为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替身的。

　　太阳对人类繁荣的前瞻性关注为在社会和机构权力的交汇处探索所有这些话题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并为我们提供空间来观察我们可能在围绕着我们可以与彼此的联系的哪里建立了不必要的墙。

　　其他世界是可能的

　　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政治和社会协调的特定替代模式可以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的作品中找到，她因对公地管理的研究而在 2009 年获得诺贝尔奖。在高层次上，这种做法可以被认为是对国家或市场管理资源的一种替代。相反，它研究了一个用户社区以一种更加公共的、互惠的方式自我管理其创造的资源可能是什么样子。

　　奥斯特罗姆研究了包括尼泊尔、西班牙、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玻利维亚、瑞典和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灌溉、渔业和森林使用方面的安排。通过将理性选择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见解具体应用于生态保护，奥斯特罗姆的工作表明，「地方财产可以由地方公地成功管理，而不需要中央当局的任何监管或私有化。」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