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全球其他经济体系相比较而言，中外数字货币策略选择的路向存在差异。简言之，中国所谋求的数字货币首在实现法定数字支付，亦即中国货币数字化的现实目标不是基于资产数字化，而是基于支付数字化。

近年来，数字支付、数字资产，乃至数字货币的发生、发展促使各国中央银行逐步调整其立场与态度，而日趋于积极、开放与更富有建设性，数字法币的相关研究也各自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在这一领域稳步筹谋、扎实推进，乃至迈出关键步伐的中央银行仍可谓凤毛麟角。究其原因，数字法币往往并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真实需求，也就未能成为中央银行机构的现实意愿甚或动机。中央银行在其货币体系上往往坚守严谨、稳定的保守策略，若非因应现实需求的巨大压力，是不会为技术或观念的创新所诱使，而自行改变货币体系的格局或走向的。简言之，没有现实需求，便不会有货币数字化的创新，更不会有所谓的数字法币的发行与运行。

数字法币的两个策源地：数字资产与数字支付

数字法币的现实需求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是数字资产，特别是所谓的“加密资产”；一个是数字支付，主要是非银行网络数字账户体系带来的支付变革。

欧美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系主要关注的是“数字资产”，大量以“数字货币”名义发行并流转的“数字资产”，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影响力，冲击了一些固有的经济乃至货币观念，成就了一股金融创新的尝试性热潮。但是，数字资产的创新性冲击带来了一系列的相关问题，主要就是与银行法币之间的比价波动，以及一系列的监管问题。一些国家的监管当局采取了包容性监管，出台了一系列的规范措施，事实上，将数字资产交易视同为“博彩”活动而加以规范，其开放性受到主权性条款的约束，亦即“对内收紧、对外开放”。数字资产的货币化，是一种假想。在理论环境中，这种假象看似完美无缺，但是，其所难以解决的问题，关键在于，与银行货币之间的兑换安排。如果不能实现稳定性，那么，数字资产货币所带来的问题比它所能够解决的问题还多。这不是一个技术安排的问题，而是货币体系历史性演进中的货币关系问题，或数字货币与银行货币之间的继承性问题，是一种非常鲜明而不容模糊的现实要求。货币创新者一路狂奔，往往把货币体系现实稳定性的责任推给中央银行，而恰恰是后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货币稳定的职责。诚然，中央银行当局是货币稳定的担当者，并不是货币创新者。由此，如果数字资产不能够在社会经济体系中不断地发展与壮大，那么，数字资产货币化的现实需求就不足，中央银行基于货币资产发行与运行数字法币的动机与动力就无从说起。另一方面，数字资产的发行与流转自身如果对社会经济带来的冲击趋于负面，引发社会经济的不稳定，有关监管当局便会修正其宽容监管的策略，而趋于严厉地限制，乃至打击。在中国，数字资产的发行与流转交易就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引发严重的社会关切和监管强力介入。作为数字资产的私人数字货币的发行与交易，事实上，已经被监管策略及措施所限制乃至排斥。国际上，数字资产的发行与交易的高潮也已经过去，方向上也发生了改变，一系列的名为“稳定币”的数字资产开始大行其道，填补了前一期数字货币狂潮退却后的一些“失地”，且略有新的进展。大量的数字资产的开发转趋探索与实际经济需求作诸多个案上的结合与推广，上下求索、其修可谓远矣。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