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表明，货币演进决定了货币学说也需要不断调整与创新。大体说来，货币历史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前铸币时代、铸币时代、银行货币时代，当前，正在向数字货币时代迈进。那么，正如不能用铸币学说解释银行货币实践一样，用铸币学说或银行货币学说解释数字货币实践，也同样是牵强附会的。

事实上，政治经济学也没有定义什么是“货币”，而只是表述了货币的四大功能：价值尺度、支付工具、价值储藏，及国际货币。那么，如何借用政治经济学时代的学说来解答加密资产是否是货币的问题，能行的通吗？逻辑何在？

如何理解“货币”的“价值”属性？

“价值”是政治经济学的“元概念”。重商主义者从商业活动的实践经验累积出发，而得出“结论”：只有金银才是“财富”。这种认识或判断是基于财富的安全性或流通性而言，藉此，后来人很自然地将重商主义所言及的“财富”与“通货”或“货币”贯通在一起。重农学派的魁奈则反对这种认识或立场，他并不去讨论什么是财富的问题，而是提升了高度，研讨财富的来源问题。魁奈认为，财富来源于土地。亚当•斯密在法国拜访求教魁奈后回到苏格兰，开始着力研究财富的价值来源问题，直到大卫•李嘉图开创了劳动价值说，当然，约翰•洛克更早便提出了劳动价值说。至此，政治经济时代的“价值”说便确立起来。后来者自觉不自觉地将价值与财富等同起来，先是用wealth，后来就使用value。

价值是否等同于财富，或财富的来源呢？这些问题带来更为复杂的哲学思考。必须说明的是，价值并不是经济学的“原概念”，而是政治经济学时代关于财富的思考与辩驳中所衍生出来的。问题是，即便是劳动价值说，也没有完全否定贵金属的价值，马克思更宣称，“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是货币天然是金银。”进而，劳资阶级对立和劳动的异化等问题便浮现出来。至此，“价值”的哲学含义和社会政治意涵完全超越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以及重农主义研判财富来源的初衷。

现代经济学摆脱了政治经济学时代价值哲学思考的桎梏，而更关注价格问题，“价值本质”也为“数量事实”所替代，在货币学说上正是所谓的“数量说”替代了“价值说”，乃至铸币时代向纸币时代过渡期所设定的数量约束的“纪律”，也在银行货币的政策实践中被一再突破，就是说，数量并不是“限定的”，而可以是“无所限制的”。

只要有价值，就可能被普遍接受，进而，同时兼具两者，则其即“可”成为“货币”。对此，不得不明确宣示，在理论上或实践中，并没有这一一条货币的价值铁律存在。这种认识或理解过于粗糙、简陋，本质上仍属一种或然性的表达，即或“可”成为货币，而非确定。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