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国金融数据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对境外金融信息服务机构的有效监管将更为迫切

随着全球化国际秩序不确定的加剧，我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加。我国金融数据的价值也越来越高。中国的金融信息数据已经成为全球经济重要的方向标和指示器。当前境外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对境外金融信息服务机构的有效监管，将直接关系到我国金融和经济的稳定发展，关系到全球各国对我国金融经济状况的预期和风险管理。对境外金融信息服务机构的有效监管将会成为构建未来中国国际信用体系的重要事项。

建议

（一）立足“大金融”体系，防范金融风险应警惕安全问题泛化

根据“大金融”体系框架，影响一国金融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可以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即效率性、稳定性和危机控制能力。前两大因素是金融竞争力的两大基本支柱，而危机应对能力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突发事件发生时，一国的金融体系在何种程度上能重返效率性和稳定性。

从“大金融”的视角看，金融危机的防范的最终目的是维持国家金融体系的“效率性”和“稳定性”之间的平衡，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具体到金融数据领域，就是需要兼顾金融数据安全性与有效利用。在防范非传统金融风险过程中，金融数据安全是首要问题而非首要目的。数据安全服务于提高金融数据可靠供给和使用效率，因此要警惕安全问题泛化的趋势，维护金融体系的活力。

（二）积极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金融数据监管需要重视三大转变

为进一步完善金融数据监管配套措施，培育发展金融数据要素市场，加快金融数据资产化进程，构建金融数据治理监管体系，使金融数据要素充分参与市场配置，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重视三大变化。

一是由金融数据管理向柔性数据治理转变。在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发展趋势下，随着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发展，除做好金融数据的行政管理工作外，对市场化的金融数据治理方式的需求会愈加凸显。在执行好金融数据刚性规范和中央相关精神的同时，将需要更多对相关市场的柔性引导，确保对金融数据监管的综合施策能朝着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方向发展。

二是由对金融数据流通过程的安全监管为主向防止金融数据价值链诱发战略性金融经济风险转变。当前我国数字化技术发展迅速。近年来我国在网络空间安全及数据流通安全方面均有较大科技进展。金融数据的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常态化的运维工作。金融数据的安全问题也逐渐由面向数据流通的过程监管转变成金融数据的价值链和战略风险管理。相关部门加大了对关键金融数据传导机制的监管和甄别力度，防止金融数据的扭曲传导对国家经济金融预期造成重大影响。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金融的基本构成单元，金融数据服务对金融经济发展本身的影响越来越大；数据对经济金融的关联影响将会是未来金融数据监管的重点。

三是由重视纯数据监管向金融信息服务语料与纯数据监管并重转变。随着互联网大面积普及，特别是5G商用以来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金融信息数据中与人相关的语料数据的存储、监测和智能分析的能力也越来越强。金融语料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金融信息服务资源。传统的金融数据监管对于语料数据的关注度较少。语料数据与个体的金融经济行为密切相关，是对市场精准认知的重要途径，也会是未来金融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深入认识计算社会时代非传统金融风险治理

近年来，数字中国的快速发展，社会的可计算性在横向和纵向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计算社会时代，过于强调数字治理的精准性不可避免地将影响到社会的多元性、包容性增长。当金融治理体系建设能够建立在占有极大丰富数据基础上的时候，过于安全可能会成为金融体系最大的风险。因此，展望未来，创造选择性是否比强化确定性更重要？这将会成为未来重新审视非传统金融风险难以绕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