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CBDCs和GSCs可以降低跨境支付的成本，让家庭和小型企业更容易获得金融服务。基于112个国家的样本，国际清算银行（BIS）（2020年，第84页）报告称，200美元的银行跨境汇款的平均总成本超过汇款价值的10%。2019年，向发展中国家的汇款超过5500亿美元，超过了外国直接投资和投资组合流动。与此同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北非和中东，没有银行账户的成年人比例超过50% （BIS， 2020年，第72页），这就导致了大多数人无法获得银行服务，包括跨境支付。上述成本大部分是金融中介机构的服务费和成本回收。因此，虽然难以量化其好处，但CBDCs和GSCs显然有潜力通过扁平化多层次的代理银行结构和缩短支付链来显著提高效率。

　　4. 与此同时，外国CBDCs和GSCs可能会加大国家当局实施独立货币政策和控制国内金融状况的难度。通过增加国内使用外币的可获得性，CBDCs和GSCs可能增加货币替代的压力，并加剧货币错配风险。如果没有适当的保障措施，它们可能会促进非法流动，使监管当局难以执行外汇限制和资本流动等管理措施。虽然数字技术在监管和监督中的应用（“RegTech”和“SupTech”）可以增强当局执行合规的能力，但其有效性仍有待提高。

　　5. 接受CBDC和GSC的规模和范围将受到强大的网络效应的影响，但也将取决于设计特点、国家环境、法律框架和法规。数字化有可能破坏现有的跨境货币使用均衡。这些新形式的数字货币的一些属性可能会以不同于现有动态的方式推动采用进程。它们通过减少对银行的依赖来降低交易成本，通过移动设备拓宽服务渠道，促进金融包容性，并开启了在全球规模的社交网络和电子商务平台上提供互补服务的可能性。因此，有可能设想各种似是而非的采纳和使用结果。此外，GSCs的崛起可以追溯到私人部门在货币领域扮演重要角色的时代， 大型科技公司不仅提供商品和服务，还提供可以影响许多国家货币政策的支付工具。

　　6. 政策制定者将面临应对数字货币跨境使用的挑战。作为对外国央行和大型科技公司发行的CBDCs和GSCs的战略回应，央行可以发行自己的CBDCs，但如果当地货币政策框架缺乏可信度，这未必有助于对抗货币替代。央行可能不得不调整财政和宏观审慎政策的使用，以便在货币政策有效性受损时能够更好地应对冲击。对于决定发行CBDCs的央行来说，这样做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有助于其货币国际化或获得储备货币地位，但可能会使其自身货币政策的实施复杂化，因为外国使用其CBDCs可能会增加资本流动的波动性。随着数字货币新形式的兴起，可能会呼吁政策制定者协调法律和监管框架，管理数据使用和共享、竞争政策、消费者保护、数字身份和其他与数字经济有关的重要政策问题。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