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极大地促进了互联网技术对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普及性应用和全方位渗透，颠覆性的国际支付安排技术进步正悄悄地发生变化。相对于国内主权货币的使用，国际支付安排本身较为依赖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进步。因此，数字货币技术在国际支付领域的应用，实际上是一个更为友好和适宜的场景——数字货币本身不能脱离监管（数字货币的监管更像金属货币，只是构成数字货币信用基础的“金属”，是建立在区块链技术之上的算法和算力，数字货币成为法定货币的前提是发行阀门控制让渡于政府，发行权控制使得数字货币也具有了主权货币的特征），但并非依赖主权信用。

在西方现有的通行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背后的国家信用要靠国债体现，因而当代主权货币总是要受一国财政波动的影响。而在国际支付安排中使用数字货币，就使结算货币脱离了当前要受主权货币发行国国内政策影响的不足。同时，数字货币的技术支撑体系与国际支付安排的技术体系进步需求，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疫情让互联网技术进一步提升，5G、IDC等新基建实现进展，信息技术、物联网技术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区块链技术应用的场景将更加接近现实。疫情过后，数字货币有望凭借着技术优势以及独立性而获得优先发展，并在将来对现有国际货币格局产生颠覆性影响。

中外利差可能会长期存在

虽然各国均以货币扩张应对疫情冲击，但各国间货币扩张力度差异加大，主要经济体中，美国、巴西扩张最为猛烈，英国、南非次之，日本最为平和。同为货币扩张，各国国内利率市场受到的影响却并不一样，各国利率市场走势呈现了明显的分化态势：欧洲债市利率上扬，美国、英国、中国债市的利率则发生了程度不一的下降。各国间利率走势的方向差异，反映了以下事实：已实行负利率的欧洲在努力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美国则有着滑入负利率的倾向，中国等新兴市场则有着较为充足的正常货币政策操作空间。

美国等西方经济体市场利率低迷的原因，除超低政策利率和经济前景欠佳影响外，还受海外信用货币制度对央行基础货币创造安排的影响——基础货币创造需要与主权信用挂钩，这种安排在提高了货币稳定性的同时，也使得央行对政府债券的需求提高，实际上是政府获取了货币发行收入。在现代信用货币制度安排下，政府赤字不再以后期通胀形式化解，在当代直接以国债形式、通过货币发行得到补偿。因此，债务越补偿，社会越欢喜（因为得到了货币）；央行扩张报表还直接推动了利率水平的下降。在国际范围内造成的影响，就是中国和美欧等西方主要经济体间利差的持续存在。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的QE政策直接扭转了中美之间的利差方向。2010年6月后，中美间10年国债收益率差持续为正；2020年美联储再度开启规模空前的货币扩张行为，使得中美间利差进一步扩大。中外利差的存在，将对中国的国际金融环境发生重大影响，也为中国当前的金融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责任编辑：admin)